高考恢复40年，我们收获了什么
◆ 一组五篇报道，见当日微信
恢复高考40年纪
文/闻华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消息《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和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恢复高考”像一声春雷，在中国大地上炸开，无数青年人的内心重新燃起希望的火焰——要抓住机会，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中学课本、复习资料一时间“洛阳纸贵”，一套难求。就在这年底，匆忙备考的570余万考生涌进考场，他们年龄悬殊、出身不同、身份迥异，但所有人在考卷面前实现了“平等”。
1978年春天，有27万多考生叩开了大学的校门，成为“文革”之后的首批大学生。
从那时起，承载着万千家庭期盼与梦想的高考，就成为整个国家一年一度的盛大社会活动，其意义和价值已远远超过了考试招生本身。
40年光阴荏苒。当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当年的考生在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成为社会发展的支柱力量和国家栋梁。
如今，知识被赋予足够的价值与尊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已成为全社会共识。
在国家推行素质教育背景下，在高等教育快速步入大众化并很快进入普及化阶段后，社会对多样化人才和优质高等教育需求强烈的现实下，高考制度改革也不断向着更加公平、更加科学、更有效率的方向努力。无论是考试内容、命题方式，还是志愿填报、录取等等，高考涉及的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革。
从“一考定终身”到分类考试，从单一评价到综合评价，从唯分取人到多元录取，高考改革在探索新路径、新形式、新手段中不断积蓄着向纵深推进的力量。
面向未来，已是“不惑”之年的高考，仍然肩负着选拔人才、服务国家的神圣使命，依然寄托着莘莘学子的青春梦想，寄托着国家和民族对美好未来的期许。
在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的道路上，只有不断深化教育改革，不断完善考试招生制度，切实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对多元化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只有坚守教育的初心，坚守公平竞争、择优录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培养人才的高考“本意”，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强有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LW
“不惑”之年话高考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苗苗
在中国教育领域，有哪个历史事件过了数十年还会引发无数人回忆、感慨和纪念？这便是1977年恢复高考。
作为我国各类考试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考试，高考连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关系选才育才，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高考又连接着高校、社会和万千家庭，关乎教育、社会公平，关乎民生和国家实力。
今年正值恢复高考40年，“系统梳理恢复高考40年来的历程，有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加深对考试招生工作规律的认识，更加自觉有为地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考试招生制度。”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强调说。
不忘高考“初心”
新中国成立之初形成的统一高考制度，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废除。经过1966～1969连续三年停止招生之后，高校终于在1970年恢复招生，以“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为指导，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
结果是招生质量难以保证，“走后门”之风盛行，读书无用论弥漫。“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知识越多越反动”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真实映照。1972～1973年高校招生恢复对考生文化知识的考核，不料出现“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四人帮”借机发难，文化考核遂被取消。
转机发生在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之后。国家百废待兴，政务要事千头万绪，复出的邓小平自告奋勇抓教育和科技，并在1977年8月8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此前，邓小平也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大学和大学。”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正式恢复，并通过主流媒体对外发布，万千考生重新燃起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一时间，尘封了十几年的老课本、数理化丛书等复习资料成了“抢手货”。
1977年底，全国570多万不同年龄、出身的人一起走进考场，27.3万“幸运儿”被各大专院校录取。
遥想当年入学场景，77级考生、就读于清华大学电机系，现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的王孙禺记忆犹新。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入学第一天，系主任对我们说，‘你们一个肩膀担的是替97个人读大学，因为100个人中，97个都没有机会上大学；另一个肩膀担的是跟帝国主义赛跑，因为‘文革’已经耽误了十年，所以你们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好好追赶。”在王孙禺眼中，77级、78级学生是最珍惜学习机会的，每个人都如饥似渴地学习，几乎没有周末休息的概念。
“恢复高考把‘读书无用论’的乌云一扫而空，从此中国大地上重新响起琅琅读书声。”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恢复高考，改变的不仅是一批人的个人命运，还改变了人才的选拔机制，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我们民族的风气，举国上下逐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风尚。”瞿振元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恢复高考是中国社会由乱而治的‘拐点’，开启了中国招生考试史乃至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公平竞争”、“择优录取”、“选拔人才”、“培养人才”的高考“初心”得以彰显。
问题倒逼改革
考上大学是“金饭碗”，能“接班”（接父母的班，成为工人）是“铁饭碗”，如果两者皆不能，就只能在家待业。这是80年代初城镇中学生面临的境况。而对农村孩子而言，考上大学则是实现“鲤鱼跳龙门”的唯一机会。
数据显示，1977～1981年高校招生数量从“文革”前的十几万人增加到27万～40万人。由于多年停止招生和高中规模的扩大，每年考生数量多达469万～610万人，但录取率仅为4.76%～6.58%（“文革”前录取率最低的1962年，还在27%之上）。
在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压力下，高中教学“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之风愈演愈烈。“读高中就是为了读大学”的指导思想严重阻碍了高中教学的正常实施，也扭曲了学校教育的本质。在应试教育导向下，学生负担沉重，体质下降，偏科现象严重。
1983年底，教育部颁发《关于全日制普通中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的十项规定（试行草案）》，明确要求学校“不能只抓升学，忽视对劳动后备军的培养；只抓考分，忽视德育和体育，忽视基础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只抓少数，忽视多数；只抓毕业班，忽视非毕业班；只抓高中，忽视初中”。
顾明远指出，关于批判片面追求升学率、端正教育思想的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直没有停止过。为了改变以“应试”为目的的教育现状，80年代中期之后，国家开始倡导以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为目的的“素质教育”。1993年中央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
然而，“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现状并没有改变。人们把问题归结于高考“指挥棒”，认为高考制度不改革，素质教育难推行。
1981年全国招生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高校招生制度改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后教育体制改革的序幕。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谈松华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改革开放后开展的第一轮高考改革，主要是基于减轻学生负担以适应国家对素质教育的要求，纠正高考伴生的“负效应”。考试改革被视为改革重点，科目改革被视为考试改革的重点。从原来考6门，到3+1、3+3、3+X，再到3+文综/理综，高考改革试图通过尽可能减少考试科目为学生“减负”，结果一减少考试科目又被指责造成学生“偏科”。最后考试科目定在3+文综/理综，实际上还是6门课。“科目改革走了一个圈，始终未走出来。”谈松华说。
高考竞争激烈依旧，学生负担沉重依旧，“大一统”的考试格局依旧。
拐点出现在2002年。这一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突破1000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等收入人群增多，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也逐渐增多。“过去是‘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底层民众的主要问题是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没有今天强烈。而中等收入人群的扩大，社会对高等教育、主要是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急剧增长。”谈松华说。
与此同时，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由1998年的9.8%提高到15%，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过去“精英教育”模式下选拔和培养的人才，已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高校人才培养亟待向多元化方向转变。
同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量也难以满足社会需求，尤其是211、985类高校成为稀缺资源。“扩招后，虽然一般性竞争有所缓解，可结构性竞争激化了，激烈竞争的‘主战场’从过去的‘上大学’转向‘上好大学’。”谈松华说，“高考竞争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要合理竞争，良性竞争。”如何缓解结构性竞争激化问题，成为高考制度改革的又一项任务。
2014年9月4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新一轮深化高考改革的总体思路。
该“实施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看来，新的高考改革是高考制度本身对教育内外部环境变化所作的适应，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制度性变革”。
改革在探索中推进
回望40年高考改革之路，不难发现，随着经济社会、教育发展的变化，高考制度一直在不断完善，在民众的期待中摸索前行。从标准化考试实验，到试行保送生制度；从高校招生计划并轨，到高校扩招；从高中毕业会考到增加春季高考；从高校自主招生到部分省市自行命题；从招生“阳光工程”到开放异地高考等等，高考制度改革从未停止过探索。
每一项改革都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让改革深受质疑。比如2001年试行并逐渐推广的大学“自主招生”制度，初衷是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使高校能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培养方式，选拔具有创新思维的、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但执行中出现的“腐败”，“向知识精英阶层、城市学生倾斜的精英化倾向”、“联考内部的掐尖暗流”等问题就让该项改革饱受诟病。
十年前，来自宁波的全国人大代表范谊在全国两会上提交的一份8000字长文《关于废除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一度将高考制度改革的争议推向“白热化”。
“要不要高考”？主张废除者认为，高考是素质教育的绊脚石。特别是一线的校长和教师，认为高考不改革，素质教育无法推行。主张改革者认为，“废除高考”说，固然看到了高考制度的“病灶”，却开错了处方。因为废除高考造成的弊病，比高考的负效应更大，唯一的出路是改革高考制度本身。
长期从事考试制度改革研究的刘海峰，曾在恢复高考30周年时撰文指出，总体来看，与考试技术相关的改革，大部分比较容易取得成功。如考试标准化、网上录取、网上阅卷等依托现代科技的改革得到普遍肯定。高考时间调整也被普遍认为是更加人本化的努力。但是涉及高考次数、科目、内容、招生考试主体等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的内容时，争议和反复就不断出现。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并很快进入普及化阶段后，教育利益相关者增多，不同利益诉求者的价值取向不同，有时候甚至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所以政策在制定、出台、执行过程中也会伴随各种质疑。因此，政府要在不同利益诉求者之间进行平衡、协调甚至妥协，使政策平稳落实。
“理性看待错综复杂的争议，须实事求是，全盘了解清楚争议涉及的理念和实践问题，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只要改革方案符合大的方向和趋势，就要坚持。至于具体问题就要具体分析，局部应对和解决。”钟秉林说，“自主招生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它有利于增强学生和高校的双向选择性，符合高考改革方向，所以应该坚持探索。”
钟秉林认为，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公平问题更加凸显，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短缺问题更加突出。为了通过新高考改革进一步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加强了对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好大学”的补偿政策。
目前，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关于推进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管理改革工作的意见，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确保2017年高考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缩小至4个百分点。同时实施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仅2016年，国家、地方和高校专项计划就录取9.1万人，比2015年增加了1.6万人，增幅21.3%。
“促进公平和科学选才是考试招生制度的两个基本问题，也是高考改革必须始终坚持的两个主题。”瞿振元强调说，但从静态角度看，两者存在一定的矛盾。比如同一张试卷，统一考试录取，虽然能最大限度体现考试公平，可是“偏才”、“怪才”、“天才”等可能因此被“漏掉”。所以，要实现促进公平和科学选才的相互促进，必须有动态视角。好的考试招生制度应该是促进公平和科学选才的“协奏曲”，而不是发展一个去牺牲另一个。
为了改革稳妥推进，“顶层设计，综合配套”，“试点先行，循序渐进”成为一以贯之的思路。“上一轮高考改革难以奏效，说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项改革难以解决实际问题。高考改革还得做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变革。”谈松华坦言。
新一轮高考改革从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出发，通盘考虑了考试制度和招生制度的有机结合，出台了很多具体举措。这在顾明远看来是“具有完整性、科学性、时代性、可行性，符合我国国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但能取得多大成效，还有待实践检验。
尽管如此，受访专家认为，高考改革不可能对所有问题做到“药到病除”。高考中的很多问题，还得寄望于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
“如果高考改革光靠教育系统的单兵突进，而没有社会文化和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很多举措就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甚至会走偏方向。”谈松华说。LW
刊于《瞭望》2017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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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主编 | 潘燕
新媒体编辑 | 唐朵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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